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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百姓竞争的社会必然畸形

10 03月
作者:admin|分类:『思想聚焦』

    中国是一个低收入、高税负、低保障、强竞争的国家,是一个道德出现整体滑坡的社会。究其原因,人口众多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必然原因。主要的因为是,我国在特殊的体制下,进行了非正常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一非正常的发展过程,迫使普通百姓进入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激烈竞争。而正常发展的国家,普通百姓感受到的竞争,不会达到需要损坏道德的激烈程度。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竞争,但国家发展正常的普通百姓,不会身不由己地参与剧烈的竞争,竞争更多的是体现在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的竞争,竞争的主要力量是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普通百姓只需要接受平等的教育,尽自己的本分,就能够得到有尊严的生活。而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倾其所有,让孩子到国外读书,以求未来有更好的竞争优势。正常发展的国家,还会制定相应的法律和社会保障,让普通人和弱势者在社会竞争中更趋于平等,生存竞争的压力不足以让百姓做出缺德的事。不会像中国一样,卖毒豆芽的小商小贩在农贸市场随处可见。虽然制定了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但有多少私营企业执行这样的制度?很多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也不为工人缴社保费。媒体天天宣扬辉煌的国家,百姓为什么这样苦逼?

  这是因为在中国,我们与他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的份量是由普通职工承担的。换一句话说,国家和企业赢得竞争的主要手段是,降低工资,减少成本,制造出更廉价的产品。于是,企业有了生存之地,出口产品有了国际竞争力。竞争没有充分体现在管理水平和科技力量上。由于长期以廉价赢取竞争的习惯,外国人买质量再好的中国制造,也不愿多掏一分钱,牺牲中国工人的薪水换来产品出口,自然成了唯一的办法。就连我国推向国外的高铁,珠海航展卖出的飞机,虽然体现了一定的科技水平,但吸引人家的价廉优势也是劳力便宜的原因。企业不从管理和科技上想办法赢得竞争,除了减少人工钱,自然会想更多的歪点子,因此,有毒食品,劣质产品,仿造产品,便在中国泛滥。加之官商勾结对公平竞争的破坏,加剧了这样的畸形竞争。没有靠山、处于劣势的企业想生存,更是会降低工资,也会制假造假,玩出更高明、更缺德的竞争手段。这种以牺牲百姓太多的利益获得竞争力的方式,是中国社会道德水平普遍下降的原因——百姓不得不因为生存的巨大压力参与的竞争,我们能奢望他们会有高尚的行为吗?

  我国可以无所顾忌地牺牲普通的利益,企业老板可以在少开工资的情况下好中选优,把大学生逼得不如农民工,源于我国不正常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常的发展来讲,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劳动力过剩,是人口向城市流动,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最初动力;同时,工业化进程又从农业过剩的劳力中得到大量的工人,农业与工业是相辅相成的发展关系。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使城市和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业却在这样的长足发展中处于被牺牲的地位,农业的生产几乎是亏损的,农民对土地失去了信心,于是产生了大量不得不到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这正好迎合了中国的工业,用低廉的劳力制造廉价产品,赢得竞争的需要。也就是中国30多年的发展,是牺牲农业和农民工利益的结果,也可以说工业发展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如今,国家看到了这样的牺牲,于是喊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口号,搞了一些农民补助政策,但这样的补助远远不够,所以,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儿童的问题,土地放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正常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人口暴发式地向城市集中,形成了极强的竞争,加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发达地方和大都市的人口更加密集,更是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商贩们在这种过于激烈的竞争压力下,搞出毒豆芽、注水肉、地沟油、苏丹红,这些缺德的事,你还会奇怪吗?因此,说中国竞争剧烈的原因是人口过多,不如说不平衡、畸形的发展造成了中国激烈的竞争。

     我国有这种非正常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可以这样无顾忌地牺牲农民和普通百姓的利益,得益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特殊体制,就像没有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不可能出现地主、资本家的财产被充公的历史一样。也就是说,体制问题的影响,使国家无法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正常进步。如今经济相对更加自由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家,没有特殊体制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符合规律,国家有怎样的农业水平,也会有怎样的工业和城镇化水平,农业、工业、城镇是协调发展的,而城乡差别巨大却成了中国畸形发展的怪胎,进而又成了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而且,如果没有特殊体制的影响,就应该是有怎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有相当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正常国家的政府收税、花钱都是透明的,也没有严重的腐败,因此,百姓相信纳税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自己。而低工资、高税负的中国百姓,为巨大的贫富差距做出了贡献,还得为不断膨胀的政府机构的开支、体制内人员的高保障、“特供人群”的享受和巨大腐败成本买单。尽管中国的老百姓贡献如此之大,却没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社会保障,所以,百姓无法理解“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这样的话——社会步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进步,没有相应的社会进步,自然会出现各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如果中国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社会保障,百姓生存竞争的剧烈程度自然会减弱,畸形的社会现象也会减少。

   农民种地亏本,百姓税负过重,工人薪水过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这在文明的民主国家,会在政治博弈中得到相对平衡的解决。因为在野的力量,会为了政治的目的,联合这些受损者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和公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都不一定有人理你。分配体制改革,只可能是有声音、有动作,但无效果。在这种低薪水、高税负、低保障的国家里,普通百姓只能在过于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这样的竞争使一切都变得畸形——信仰缺失,道德败坏,拜金盛行。有学者说,中国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就是基于百姓为竞争主体的错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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